被遗忘的50万服刑人员子女:何以为家?

2019-12-01 19:35:21 阅读量:3547

●本报记者陈光/温晨艳/编辑

“你想念你的父母吗?”

“我不想要它们。”六岁的玲玲总是回答得非常简单。每次有人问她父母的话题,她都没说什么。她避免更多地回答,继续专注于田字的案子,用铅笔小心地写下“心”这个词。

玲玲不想提及她的父母吸毒。她的父亲因过失杀人被判终身监禁。她的母亲患有抑郁症,留下玲玲一个人。她只是偶尔回家。

玲玲现在和她的祖父住在一起,非常穷。55岁的祖父兼职工作来补贴他的家庭。她680元的幼儿园学费让老人担心了一个月。今年九月,玲玲将要去上小学,她的家庭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成年人太自私了。”玲玲爷爷偶尔抱怨玲玲的父母多年来没有尽到抚养他们的任何责任,“老不能指望,小不能抚养。”

暑假的大部分时间,玲玲都在练习书法。她可以像一个发条小机器人一样写几个小时。

在中国仍然有许多像玲玲这样的孩子。尽管他们的父母还活着,但他们无法履行抚养和监护的责任。其中许多人早已脱离儿童福利援助系统,处境艰难。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被称为事实上的孤儿,或“事实上的孤儿”根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大约有50万儿童没有得到抚养。

7月10日,民政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法院等12个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留守儿童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些儿童今后将从政府领取基本生活补贴。这是中国首次就加强对“事实孤儿”的保护发表特别意见。

然而,从中央政策到玲玲的房子,还有一个过程要走。包括玲玲在内的50万儿童会看到好转吗?

玲玲的家人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中市李通区金鸡镇,一座被大片荒地包围的破旧砖平房。房间不到50平方米,配有一些简陋的老式家具。玲玲的画贴在墙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成人的照片,他有两个大圆头和四条形成四肢的细线。两个人靠得很近,一个长相相似的小人站在他们旁边,看起来像一个幸福的家庭。

八月初,玲玲的一个老熟人来拜访。他是吴克,“黑眼睛”工作室的站长。玲玲看到他时满心欢喜。武克总是给玲玲和爷爷送一些米饭、面条、油,有时还有被褥和书包。

三年前,“黑眼睛”工作室在金鸡镇社区戒毒中心成立,这是一个专门帮助涉毒人员子女的公益组织。

"当父母吸毒或入狱时,孩子们什么也不说,但他们都明白。"武克说,他们定期对毒品相关家庭的孩子进行心理干预,以防止他们感到自卑。

据《宁夏禁毒》报道,目前吴中有近9000名注册吸毒者,占宁夏吸毒者总数的30%以上。金鸡镇是首个试点建立“黑眼圈”工作室开展护理业务的乡镇,全镇共有169名注册吸毒者。这些人由于长期滥用毒品而失去了工作能力,无法供养和抚养家庭成员。他们的孩子,尤其是未成年人,往往缺乏监督和照顾,甚至可能会跟随药物滥用和贩运的脚步。

“许多孩子无人照管,家庭非常困难。我们将提供一些帮助,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父母的影响。”武克说。

12岁的肖昊和10岁的弟弟肖智都是“黑眼睛”帮手。他们的父亲被迫放弃毒品,母亲离家出走。这个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奶奶每月200元的养老金。这个家庭租出了5亩地,年收入只有4000元。奶奶通常做零工。放学后,小郝伸出了手。

金鸡镇有20多个像小浩这样的孩子。"只要我们能帮忙,我们都会帮忙。"武克说,这些毒品相关家庭的孩子应该是最无忧无虑的年龄,但因为他们的父母吸毒并服刑,他们被单独留下。

陕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前秘书长孙蕾也一直密切关注“事实孤儿”。她发现,在陕西的一些大型劳务输出县,大部分农民工在矿山或建筑工地工作,安全措施差,有许多死亡、伤残和劳动力流失的案例。在农村,一旦一个人死亡或残疾,他的家庭就会失去经济来源。大多数妇女离开她们的孩子离家出走。

孙蕾提交了一组调查报告数据:91%的调查数据来自于去世的父亲、再婚的母亲或离家出走的母亲。孩子只能留给老人和亲戚。

"这些离家出走的母亲都没有回头。"孙蕾说这些孩子实际上像孤儿。他们的父母没有支持,但是他们得不到帮助。他们大多数人生活艰难。如果父母中的一方病得很重,他们的家庭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这种“父母双亡”的现象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也很普遍。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执行主任侯高远一直在帮助那里的贫困家庭。他说彝族农村儿童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城市工作的竞争力很差,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不能养活自己。对于那些呆在家里的孩子来说,“他们的父母外出工作,挣不到任何钱,他们不得不依靠老人种猪。”

"这些孩子生活非常艰苦。"侯高远说他的家人一无所有,几个月内他都不能吃肉。盘子里没有油。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天生营养不良,身高和体重都不达标。”一些刚上学的孩子一上学就在家挨饿,吃很多东西。"你能想象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吃两大碗吗?"每次看到这些场景,侯高远都觉得很不舒服。

每年寒假和暑假,一些孩子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回家。他们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工作,尤其是在7月和8月,当他们赶上一年中最繁忙的农时,孩子们不得不挖土豆和收集荞麦。令侯高远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彝族农村儿童迫于经济压力提前辍学到城市工作,女孩在15或16岁就订婚了。

“不能忽视没有人抚养孩子的事实,不能少”。7月10日,民政部副部长高小兵在关于事实上孤身儿童政策的特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政部正在与财政部门合作,做好事实上孤身儿童生活津贴的计算工作,进一步完善国家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组织另一次调查核实,确保合格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准确,一人一档,确保保险得到充分保障。

同时,她强调,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应在2019年10月底之前完成所有政策。在市和县两级,将在12月底之前实施。

据粗略统计,宁夏回族自治区有5000多名“事实孤儿”。其中大约70%的父母一方去世或失去了婚姻,而另一方则失去了婚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死去的父母和他们的母亲结婚了”。其中约7%是服刑或被剥夺监护权的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包括来自毒品相关家庭的儿童。

几年前,一些偏远地区的民政干部可能对“事实上的孤儿”没有明确的概念。长沙市岳麓区大艾芜江公益文化促进协会秘书长熊康表示,该协会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帮助湖南省的“事实孤儿”,是全国首批关注这一群体的公益组织之一。

大多数时候,熊康发现,当地方政府想要帮助“事实上的孤儿”时,他们会遇到一些对政策公正性的质疑。“他的孩子有补贴。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熊康说,如果发现“事实上的孤儿”有一些偏见,下面的人会感到不公平和愤怒。

这一"意见"明确指出,无人抚养孩子的事实是指父母双方都符合严重残疾、重病、监禁、强制隔离和戒毒、限制个人自由的其他措施以及丧失结社自由等条件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而另一方有上述情况的孩子。

2016年1月18日,34名囚犯的子女参观了贵州省监狱

8月7日,玲玲爷爷在餐桌上看着她练习书法(照片由陈光拍摄)

《意见》还指出,在确定无人抚养子女的事实过程中,客户一般不需要提供各种证书,而是通过跨部门的信息比较。此外,各部门和组织应加强工作凝聚力和信息共享,使公众能够少跑腿。

陕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现已建立了一个“事实孤儿”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已经登记了来自陕西汉阴、南郑和阳县7个县的1049名“事实孤儿”,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我们和当地妇女联合会、民政和教育部门已经在山谷和坎瓦进行了搜索,在村庄里寻找这些孩子。”陕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前秘书长孙蕾表示,他们依靠基层妇联开展研究,后来发布了“陕西省事实孤儿调查报告”。据她估计,陕西省可能有近2万名“事实上的孤儿”。

据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介绍,近年来,民政部会同各部门进行了一次相对较大的测绘和调查。据统计,该国大约有50万无人陪伴的儿童。

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中国公共福利研究所在2011年12月进行的调查。根据调查,该国大约有58万名“事实上的孤儿”。

然而,实际上,没有人抚养孩子的实际情况是可以改变的。有时,父母双方并不明显属于"意见"中所列的那类人,但事实上,这些孩子早就被剥夺了有效的监护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所副所长高玉容在遵义市绥阳县视察时发现一对姐妹和奶奶住在一栋破旧的建筑里。该村最初出资帮助他们建造这座房子,但中途未能如愿,建筑半途而废。

"家现在就像一个建筑工地."高玉容说,两姐妹经常一个月不梳头,头上有虱子。孩子们的母亲有时会回家带他们去市场买些衣服,但每次她待一会儿都会离开。

"这些孩子可能很难归入实际上没有被抚养的那一类。"高玉荣说,“事实上的孤儿”相对来说是隐藏的,不可能详细列出所有类别。即使人们发现他们周围有相似的无人照看的孩子,他们也不会太在意。

"我们的援助范围扩大了一点。"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执行主任侯高远表示,一些家庭失去了父亲,母亲也有工作能力,但没有再婚。然而,她养育了更多的孩子,他们通常会伸出援助之手。

一名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有时,在执行政策时,由于政策宣传不充分,没有人抚养子女的个别事实不适用,导致他们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

“凉山彝族人更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不知道国家有什么政策,也不会主动向村干部报告情况。”侯高远还担心,虽然《意见》对“事实孤儿”有明确的界定,但由于具体情况复杂多变,如何认定“事实孤儿”仍然是一个难题。

玲玲上学前,她的祖父想申请生活津贴并寻求政府帮助。然而,因为玲玲的父亲有一辆车以他的名字和其他原因,它还没有被批准。

“过去,许多与毒品有关的家庭都想申请生活津贴。民政部门通常拒绝批准他们的父母吸毒。”“他们担心这笔钱会再次被用来购买毒品,”黑眼睛工作室的负责人武克说。他完全理解政府的担忧。事实上,一些强制吸毒者已经恢复吸烟。

在各类“事实上的孤儿”中,涉毒家庭的子女在申请相关政府补贴时,往往会因社会偏见和误解而遭遇尴尬。

“他们滥用药物的原因是什么?照顾他们的孩子?对他们这么好?”中国公益研究所副所长高玉荣也听到了许多类似的观点。她发现,当毒品相关家庭的孩子申请津贴时,他们会因为父母的问题而受到质疑。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毒品相关家庭的认识从民间提高到了官员,父母的过错可以与子女的过错分开。民政部副部长高小兵说,“父母犯罪,孩子是无辜的,孩子每天的成长不能等待,父母的错误不能影响孩子的生存和成长”。

玲玲的画经常成对出现(陈光的照片)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事实孤儿”人数相对较少。2011年11月,自治区政府率先提出了"事实孤儿"的概念,并试图将事实孤儿纳入救济体系。每个人每月可以领取500元育儿津贴。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儿童福利和社会事务部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2011年,自治区民政厅发现这些儿童没有得到救助,因此希望向他们提供相应的生活补贴,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有效保护。

小林是吴中山浩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他曾经在网上搜索“事实上的孤儿”。在访问期间,小林发现,尽管实际情况符合申请津贴的标准,但由于缺乏材料,许多儿童被排除在福利援助系统之外。“我们国家有许多早婚现象。孩子们的父母结婚时没有拿到驾照。两个人分手了,或者其中一个死了,或者出了事故。由于材料不足,孩子们经常不能享受津贴。有些人甚至拿不到孤儿的执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李娟多年来参与了湖南“事实孤儿”的调查。她还提到,"即使家庭很穷,只要家庭中有人在服刑,地方当局在评估减贫和民事救济最低生活津贴的过程中往往不会考虑到这一点"。

"除了一些领取生活津贴的“事实上的孤儿”,国家几乎没有其他救济政策."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限公益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熊康告诉新华社,“事实孤儿”与孤儿相似,但孤儿可以接受政府救助,而事实孤儿往往被忽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可能得到援助,但偏远地区的援助非常薄弱,援助标准非常低。

根据新华社201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民政部门在救助“事实上的孤儿”时也感到无能为力。他们没有父母双方的死亡证明,也不能享受国家孤儿福利援助政策。一些基层福利院想接受,但没有相应的政策,存在挪用孤儿专项福利资金的风险。

在回答为什么民政部等部委直到现在才就保护“事实孤儿”问题发表专门意见时,宁夏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王君丽解释说,许多人认为,中央政府一推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社会福利政策的制订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过程,高层设计和基层管理,特别是社区、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同参与。许多问题需要基层及时发现和解决。”

一些“事实上的孤儿”将被送到福利院,当地民政部门将承担监护责任。吴中儿童福利院目前有31名儿童,其中包括9名处境困难的儿童。

“在来之前,我想孩子们会特别穷。他们可能有一些心理问题,有时他们会比其他孩子更早成熟。因为他们必须面对这样的情况。”吴忠浩的社会工作者王欢告诉本报记者。今年三月,她开始在吴中儿童福利院工作。经过一个月的接触,孩子们对王欢的态度从礼貌转变为熟悉。当她被发现开始戴戒指时,孩子们会问她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他们也会对家庭生活感到好奇。

「也有一些老人不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福利院去领取政府补贴。因为一旦孩子被送到机构,他就不能拿到钱。”一位公益人士说,当然,这是一个个案。大多数老年人不能放弃他们的家庭纽带。只要他们勉强维持生活,他们通常不会放弃对孩子的监护权。

王君丽是宁夏贫困儿童关爱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她遇到了另一个案子。这个16岁的男孩经常被他的祖父母锁在家里的小屋里。除了必要的时候,他几乎不被允许单独外出,因此没有和他同龄的朋友。这个男孩两岁时,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了。也许他的祖父母害怕“分离”,并留下了他们的孙子。王君丽曾经试图说服老人调整抚养方式,尝试了四五次,但都失败了。

每个周末,“黑眼睛”工作室的站长吴克都会给玲玲这样的孩子做作业,有时还会带他们去参加集体活动。如果家里没有人照顾他们,他们会带孩子们去镇政府的食堂吃饭,改善食物。

在过去的三年里,吴中已经建立了六个“黑眼睛”工作室来帮助280名“事实上的孤儿”。同时,他们还为14个无房涉毒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帮助26名涉毒人员的父母和子女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也一直在帮助这些孩子。”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限社区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熊康表示,“逆风飞行——事实孤儿同伴计划”于2011年启动,包括学生援助、伴随成长和环境支持。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湖南19个区县,筹集了420多万元慈善资金,帮助564名“事实上”的孤儿。

“今年,2000名“事实上的孤儿”将得到支助,400名将得到陪伴。3月底,全省还组织了20多个公益组织参加“事实孤儿”救济活动熊康说,他们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来照顾湖南近2万名“事实上的孤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政府救济组织开始关注“事实孤儿”,许多公益组织也加入了“事实孤儿”的行列。

例如,腾讯慈善发起了一年一度的“99慈善日”活动,福建三盛控股公司发起了“填补事实孤儿的空房间”项目,江苏儿童青少年福利基金会发起了“你好孩子!加油江苏孤儿项目等。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由从政府岗位上退休的退休干部组成。他们从当地企业家那里筹集公共福利基金,每个人每月支付200-300元,尽最大努力帮助这群“事实上的孤儿”。

然而,鉴于该国有大量“事实上的孤儿”,这些捐赠只是沧海一粟。一些公益组织和基金会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限。让这些孩子走出生活的黑暗角落,最终取决于政策层面。

广东电视台的“今日关注”栏目在继续报道“事实孤儿”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许多人要求捐款来帮助这些特殊的孩子。

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薛乐也是今天关爱基金的创始人。他向人们寻求帮助,并在互联网上动员了数百名志愿者。他分别深入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和湛江市徐闻县。他找到了195名“事实上的孤儿”,每人给了他们3000英镑。

"我们还能帮助多少这样的孩子?"薛乐在一次讲话中说,目前私人援助的短缺日益突出。"我们需要的是改变儿童福利制度。"

7月29日至8月1日,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在宁夏银川举办了“留守儿童和农村困难儿童护理服务骨干人员国家培训班”。来自江苏、湖北等地的100多名民政干部参加了培训。

上海法学院副院长姚剑龙、广西柳州市无担保中心主任罗忠南、湖北省荆州市思雅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鲁文波也应邀就儿童福利制度的思考、如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促进无担保服务社会化发展、如何以共管共建的理念培育和培育儿童服务社会组织的发展等问题发表演讲。

事实上,早在2013年,民政部就设立了浙江海宁、江苏昆山、河南洛宁和广东深圳四个试点城市,探索将“事实孤儿”纳入儿童福利保障体系。一年后,这种试点城市的数量增加到48个。

在201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中就有部分关于“事实孤儿”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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